不用大时代裹挟做借口享誉世界的他晚年公布纳粹经历

公布纳粹经历后,格拉斯受到了广泛抨击,有人认为他反思太迟,有人视之为新书炒作,但我仍认为他的真诚无可置疑。就如他多年前曾写过的那样,“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责任”,将人们引入历史歧途的,也许并非独裁者,并非持枪者,并非威权,而是自己。

五年前的今天,君特·格拉斯去世。他是格但斯克的荣誉市民,也是格但斯克大学的荣誉博士。直到2006年,格拉斯的《剥洋葱》和参与纳粹事件引发争议,惹恼波兰政府,许多人要求他放弃荣誉市民身份。

1927年出生的格拉斯,生命注定被二战纠缠。他参加过纳粹的少年团和青年团,未成年便上战场,1945年又被盟军俘虏。离开战俘营之后,他的人生才多少有点自主的样子,当农民、当矿工、当学徒,进学校学习版画和雕刻,然后成家……1955年,他步入文坛,先以诗歌成名,后以剧作和小说引人注目。

也许正因为二战中的经历,他的创作生涯总与争议伴行,1966年的剧作《平民试验起义》便是一例,晚年的《剥洋葱》更是掀起轩然。

对于作家而言,成长环境总是可以影响一生。日本作家的末世情结、东欧作家的反思心理,都非绝对但极普遍。在但泽成长的格拉斯,生命中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,因而以荒诞应对世间扭曲,行止间总不免争议。

但泽北临波罗的海,又是维斯瓦河的入海口,自古就是德国与波兰反复争夺之地,频频易主。它一战前属于德国,一战后波兰复国,但是除但泽以西划归波兰称为“但泽走廊”外,但泽市本身却成为了半独立的自由市,九成以上人口为德国人,外部却被波兰控制。正因为波兰对自由市存在的不满,催生了距离但泽数公里的另一座城市——港口格丁尼亚。

也正因为德国与波兰对但泽的争夺,德军在但泽的邮局打响了二战的第一枪……那个时代的但泽人注定纠结,甚至无法相信命运。正如在《铁皮鼓》中那样,奥斯卡在教堂里爬上圣母祭坛,将自己的铁皮鼓挂在圣母怀中的童子耶稣颈上,并将鼓棒塞到耶稣雕像的手里,但耶稣并未敲鼓,倒是他自己心有所感。

这种无力感并非奥斯卡独有,也是但泽人的共同写照。他们被大时代裹挟,在战争中流离,他们无所依靠,包括上帝。

也正因此,奥斯卡自身反倒被赋予了一种先知的形象。在他出生的瞬间,见到了灯泡和飞蛾,他厌恶这种昏暗腐朽,想退回到母亲的子宫。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厌恶,当时正逢一战与二战之间,人类还不知道灾难未曾过去,一个婴儿却洞悉一切。

《铁皮鼓》能够成为二战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,源于它基于荒诞的批判性,以及政治隐喻的无处不在。

“黑厨娘”就是一个重要隐喻,这首“黑厨娘,你在吗?在呀在呀!你有罪,你有罪,你的罪孽最大”的儿歌,每每在奥斯卡感到恐惧时响起。比如小时候被一群孩子逼迫喝尿水砖头末浑汤时,他就称对方为“做汤的厨子们”。书末,三十岁生日的奥斯卡在回忆中又提到了黑厨娘。

“黑厨娘”的隐喻,多少有点类似平庸之恶。被大时代裹挟的人们,往往也是大时代的帮凶。黑厨娘就是人类内心的阴暗面,如影随形,唯有直面这原罪,方可得到救赎。“但泽三部曲”里的那些血腥屠杀、阴暗龌龊,但泽人既是受害者,也是秩序的破坏者。

耶稣与撒旦的投射同样是隐喻,奥斯卡心里有一个能让他震碎玻璃的撒旦,也可以说是希特勒的投射。可他手上的铁皮鼓,则让他俨然耶稣化身。这种矛盾挣扎是人性本身挣扎的写照,而这种挣扎面对如影随形的黑厨娘时,则避无可避。

经历也许让格拉斯更能洞悉人性善恶,不惜在毁誉参半的评价中直言。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:

“50年后的今天,在回忆波兰的这场苦难和德国的耻辱时,我们虽然已经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,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丝毫减轻身负的罪责,这种不是能用语言消除的沉积物。即使有朝一日通过新的努力补偿了我们的罪过,羞愧也依然存在。”

格拉斯构筑的魔幻世界,在《铁皮鼓》中便已形成。荒诞的情节与冷静叙事并存,则是格拉斯个人最显著的风格。书中的一系列死亡都是如此,直到父亲马策拉特吞下党卫军徽章、被苏军打死后,奥斯卡才迎来了人生的转变——他被迫长大,无法一直保持在三岁时的样子,不管他多么厌恶这个世界。

在那之前,他主动选择了停止生长,以三岁的身躯抵御成人世界,一旦涉就以叫喊声震碎玻璃。也正因此,原本适龄加入纳粹的他,仍可以作为这个荒诞世界的旁观者。但在现实中,格拉斯无法回到三岁,也没有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。

被迫长大的奥斯卡,经历似乎与现实中的格拉斯别无二致。他长大了,当上了石匠,有了收入,租了房子,生活变得稳定。只是,他也像格拉斯那样,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往,直到他重新拿起了铁皮鼓。

当自我审判与德国历史牵扯在一起,《铁皮鼓》就在荒诞中呈现出深刻意味。纳粹并非起初就以邪恶姿态呈现,它改善人们的生活,以此得到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支持,然后才是举国狂热、举国炮灰。至于奥斯卡,格拉斯说他“是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,他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。从不愿长大的心态中产生的、幼稚性以及犯罪———这些涉及整整一个时期———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表现。”

《铁皮鼓》里最讽刺的一幕,发生在洋葱地窖,奥斯卡在里面弹奏。人们想为历史和经历而哭泣,但怎么也哭不出来,于是老板为每个人端上一块小木板、一把刀和一个洋葱,人们开始一层层剥洋葱,直至被刺激出几滴眼泪。

在书中,奥斯卡曾说“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,尽管处处有如许多的苦痛”,只是这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洋葱。

晚年的格拉斯将洋葱这个意象变成了一本书,写下了引起争议的《剥洋葱》。他说:

“洋葱有好多层皮。层层何其多,剥掉重又生。你去切洋葱,它会让你流眼泪。只有去剥皮,洋葱才会吐真言。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,都在用事实叩门,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,它时而要你这样讲,时而要你那样说,最后使你误入歧途,谎话连篇。”

真实的格拉斯,年少生活并不亚于奥斯卡的荒诞。十岁时,他用榴弹片交换糖果,帮母亲讨债然后去看电影,也是那一年,他加入了少年团。十七岁那年,他主动报名参军,成为了党卫军的一员,他的训练生涯伴随着德军的全线溃退,以至于军旅生活变得极为短暂。他用防毒面具装果酱,结果面具被炸坏,果酱流了一裤子,结果被人误当成重伤号……

他并未在《剥洋葱》里写下自己的一生,仅仅叙述到32岁为止。那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,那一年,他完成了《铁皮鼓》,并从此声名显赫,告别了旧日生活。

公布纳粹经历后,格拉斯受到了广泛抨击,有人认为他反思太迟,有人视之为新书炒作,但我仍认为他的真诚无可置疑。就如他多年前曾写过的那样,“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责任”,将人们引入历史歧途的,也许并非独裁者,并非持枪者,并非威权,而是自己。

如果一切到此为止,或许是个遗憾,但第二部自传《盒式相机》似乎是个弥补。在《盒式相机》中,格拉斯淡化了政治,以纯净笔触讲述自己32岁之后的生活,那是功成名就,儿女满堂,也有各种不幸与矛盾。

“回忆像孩子一样,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。它会躲藏起来。它爱献媚奉承,爱梳妆打扮,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。它与记忆相悖,与举止迂腐、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。”

回忆的宏大呈现是历史,德国人总是纠结于历史。对于这个严谨的民族而言,历史很少会以虚幻的模式呈现,反倒会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。

格拉斯是这种责任感的代表,“但泽三部曲”的荒诞呈现是一面,《我的世纪》则是另一面。这部由一百篇短篇组成的作品,是格拉斯眼中的德国史,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、魏玛共和国、希特勒掌权、1936年奥运会、二战后重建、1953年的东德工人暴动、1962年的艾希曼审判,直至两德统一。百年历史就这样一一呈现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剥洋葱?

格拉斯的写作生涯,似乎就是一个不断剥洋葱的过程。但剥洋葱的痛苦并非常人可以直面。从这一点来说,世间的伟大作家都殊途同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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